3月11日，應意昂2体育娱乐邀請，著名歷史學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做客意昂2体育娱乐“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發表了他三次系列演講的第一講🧑🏼🦳：當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評。意昂2体育娱乐歷史系鄧小南教授主持本次演講。
王汎森（左）與鄧小南🙆🏽♂️♻️。攝影：滕德京
王汎森先生是海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明清到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等。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等書。每出一書🧷，皆引起學術界熱烈反響🧑🏼🚀。去年，意昂2体育娱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的簡體字版🩻▪️，又一次掀起閱讀王先生著作的浪潮🙆🏽，也使得他這一次意昂2講學之旅格外受到海內外學子的關註🛩🏌🏿。
從洛夫喬伊到勒高夫
在演講中，王汎森先生結合他的閱讀經驗，深入介紹了二十世紀有深遠影響的不同西方思想史流派🧙🏿♂️。他認為從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開始，西方思想史寫作體現出了二十世紀的全新面貌🙌🏻。在其代表作《存在巨鏈》一書中，他以思想的單元作為討論主題💁♀️，以Being的觀念通貫歷史👉🏼，體現出思想史研究的別樣方法。
觀念史學家：阿瑟·洛夫喬伊♗👯♂️、呂西安·費弗爾、喬治·杜比與雅克·勒高夫（從左至右）。
隨後有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的發展。心態史是伴隨著法國年鑒學派興起的研究方法🏄🏻♂️，他們深受塗爾幹影響✊🏽，強調集體的概念，重視一般老百姓生老病死的歷史🏋🏿，而並不偏重於大思想家🏂🏿。他們認為在時代，愷撒和他的士兵共享著同樣的集體的心態𓀁。而用中國近代史的比喻或可以說，孫中山和他的司機也共享著同樣的心態👨🏿🍳。
年鑒學派從心態史角度研究最有影響的是其第一代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Lucian Febvre）🛂。費弗爾在史學上貢獻非常之大，與心態史有關的著作可以舉他《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拉伯雷的宗教》為例。很多學者認為法國作家拉伯雷是無神論者👩⚖️，但是費弗爾從心態史的角度來看🔗，認為十六世紀的心態裏不存在無信仰的問題🍃，有無信仰是後來人才有的思想概念的工具。這一本著作👮🏿，就是從一個時代集體心態史的角度來研究思想史的代表🪺。
此後🦺👫🏼，如作為年鑒學派年輕一輩的喬治·杜比（Georges Duby）的《三個等級》🦪，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煉獄的誕生》💆🏿♀️，都是有代表性的心態史著作💂🏽♀️。杜比在《三個等級》中提出，西方從很早以來就有區分牧師、武士和農民這三個等級的觀點，但是在中古時代則形成了從高階層到普通人都相信世界本就應該處於這樣的秩序之下的心態。還有勒高夫的《煉獄的誕生》，則指出過去並沒有煉獄的觀念👨🏻，後來受到但丁《神曲》的影響🎭，煉獄觀念深入人心，才使得人們相信世間有煉獄的存在🚐，進而影響歷史的發展🏌🏽♂️。
隨後，王汎森先生簡要介紹了1980年代以來，新文化史影響下的思想史寫作🖋。在新文化史影響的諸多方面中♒️，他特別強調學者應註意其語言不透明的主張。新文化史認為語言是不透明的👳♂️，語言先於人的存在，先於思想家的存在，因此思想家是受到語言的操縱👨👨👦👦🫱🏻。這一流派認為思想與文化是一個普遍性的符號學網絡，思想家只能在這樣的網絡之中來表達思想。因此，應該看到思想家表達的限度。
在這一次演講中，王汎森先生給予特別重視的👨🏽🍼，是以英國思想家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為代表的劍橋政治思想史流派，以及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為代表的德國概念史學派。他不僅深入剖析這兩派的主張，而且同時介紹學者對於他們的批評意見。
昆廷·斯金納的思想及其批評
1969年，昆廷·斯金納寫作《思想史中的意義和理解》一文，挑戰了很多當時的思想史流派🚶♂️，包括洛夫喬伊和列奧·施特勞斯👐🏽，引發極大反響。這是一篇宣言性的重要文章，它最早集中提出斯金納的方法論👴🏻，而他後來的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就是這種方法論的落實。斯金納的理論後來多有修正🙆🏻♀️🚶🏻♀️➡️，為求簡明扼要👩👧👦，王汎森先生暫且從這一篇文章入手☠️🤟🏿，論述他所受到的三方面影響⚠️🤾🏼♀️。
昆廷·斯金納👇🏼。
首先是來自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的影響。王汎森先生提醒聽眾關註柯林武德的自傳2️⃣，認為柯林武德最重要的方法論都在他的自傳當中🍂。在該書中，柯林武德反復強調，要了解一個人思想的意圖，把握任何一個概念，都要放回到歷史脈絡中去了解☑️。受此影響，斯金納著重研究脈絡（Context）中的政治思想，並據此主持出版了“脈絡中的思想”叢書（Ideas in Context）🍭⏱，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地影響到思想史實踐的方法論。
斯金納也受到英國分析哲學家奧斯汀的影響。在《如何以言行事》一書中，奧斯汀區分了兩種語言🏄🏻♂️，一種是描述性的（“記述話語”，Constative Utterance），一種是行動性的（“施行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0️⃣💁🏿♂️。語言可以同時具有描述性與行動性，比如冬天時公園湖面的管理員向小孩子大喊，說湖上冰層太薄。這就不只是在描述現象，而且是要提醒他不要掉下去💂。語言的後一種功能就提醒意昂2，必須充分考慮說話者當時的意圖。
斯金納還受到維特根斯坦在語言學上的影響🤲，認為語言是一時代的約定俗成🧛🏿♂️，同一個概念在不同時代往往有很大分別。
斯金納這一篇文章當然還深受他的老師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的直接影響👩🏿🦰☝️。1950年代拉斯萊特曾經重新整理和編輯洛克的《政府論》，並對其做了深入考辨。他發現《政府論》的寫作時間並非“光榮革命”之後，而是作於專製王權統治之時⚧，是促使光榮革命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像傳統觀點那樣，認為是對既成事實的光榮革命辯護🪵。這一發現對於思想史產生了極大影響，對斯金納也有極大的沖擊👐🏻。
按照斯金納的弟子塔利（James Tully）在《筆是一支雄健有力的劍》（The Pen is a Mighty Sword）一文中的見解，在研究過程之中，斯金納首先要找出當時約定俗成的一般觀念🍾♦️，再看其研究對象是否有超出他者的部分。如他對於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論述，只有首先考察當時同類的論著都在鼓勵君主應該時刻表現道德，才能彰顯出馬基雅維利提出君主應該知道什麽時候要表現得不道德這一主張的內涵👩🏽🌾🧶，論證他是要為當時統一意大利的現實要求提供依據。這提示學者考察思想、意識形態與當時的現實政治的關系🦹🏻♂️。
還可以舉斯金納對14世紀意大利學者巴托魯斯（Bartolus）的研究為例🚡，此前以及當時其他學者對於羅馬法的註釋，都強調在法律和事實相違背的時候，事實應該屈從於法律，以羅馬法為標準。而巴托魯斯的意見則與此截然相反，認為應該調整法律來適應事實。這些學者關於羅馬法的爭論，其實隱含著是否維護北意大利獨立的現實政治問題。可見思想只有放到歷史脈絡之中去，才能得到比較恰當的了解🚣🏽♀️🔅。
對於斯金納的批評意見🖕🏻，此前仍然是在他的典範以內來討論，現在則逐漸有新的聲音產生，他們往往受到海德格爾🈚️、本雅明等人的影響。王汎森先生介紹了哈佛大學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教授的批評。一方面他認為斯金納太註重實的部分，忽略了虛的部分👛，強調脈絡過頭，好像意義都要被限製在脈絡之中產生。而事實上思想其實不僅可以為當時的聽眾而講，也可以是為未來的君王來講，不應該把脈絡看得太過系統化、實體化🤸🏽♀️👰🏿♀️。
另一方面，戈登認為，斯金納的政治思想方法沒有辦法處理太大規模的思潮🚜，而且沒法處理跨國的問題🧗🏻♀️🤾🏼♀️。對此，王汎森先生舉例，認為在唐朝府兵製的問題上🥀，陳寅恪先生的論述就很像斯金納的觀點，強調這一製度是在集團內部的特定脈絡中產生💐，而錢穆先生則認為這不只是為了特定的鬥爭而形成，而還有更廣泛的製度性考慮在內。這也可以類比為對於斯金納這一類方法的批評🧑🏽✈️。
第三方面🐻❄️，戈登還認為按照斯金納的講法🙆🏻，好像只有在所考察的歷史階段的最初時刻所產生的意義才是真實的🧑🎓，以後的意義都是無效的，這也許太局限了🤸🏻♀️🧱。他認為應該去想象歷史會有當時尚未落實的潛在可能存在，當時不能落實的事情不一定沒有意義🟢。此外🚣🏿♀️，如果只是強調作者在寫作時所認定的意圖，那麽也會忽略作者自己並沒有察覺到的已有的意圖🥏。
綜合這三方面的批評以後✋🏻，王汎森先生提出他的觀點，認為應該將當時的特定脈絡下的意義和面向將來的潛在讀者的更大的脈絡結合起來。
科塞雷克🧑🏼💼、德國概念史學派及其批評
可與劍橋政治思想史學派相對照的🧑🏽🍼🧝🏼♀️，是以科塞雷克為核心的德國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學派。二次大戰以後，德國學術一度居於西方學術的邊緣。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塞雷克等學者著手編纂八卷本大辭典《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借用“鞍型山體”的意象，他提出了著名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的概念🎰，用來指稱西方近代早期與現代之間的界限。這個期限他確立為1750-1850年🚆😐，認為在此階段產生的思想概念深刻地影響了今天的世界🤾。
科塞雷克🏄🏽。
在科塞雷克看來，“鞍型期”的概念有四個特點：一是歷史化，概念本身有其時間發展的歷程；二是民主化🌜，概念不只是貴族精英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三是政治化，產生各種主義🔍；四是可意識形態化。
王汎森先生提出👨🏽🚀，通俗地講，在科塞雷克定義的概念之中🤽，每一個概念裏都有時間的層次，就好像是有一個汽車的離合器，可以加速🍇、刹車或者後退。比如“民主”的概念，就既含有羅馬時代以來的層次🏇🏽，有17🧔🏿♂️、18世紀的層次♢，也有20世紀的層次📅。所有這些層次都集合在一個概念裏面🚂，在使用概念的時候這些層次都來到同一個點上。此外，在一個概念之中，還既包括對現實的描述🦹♀️，也包括對未來的期望。於是概念裏的未來性跟過去的距離就會產生重要的意義。如果概念的未來性不強，那麽這個概念就仍屬於穩定的秩序當中，如果概念裏面未來的部分和過去的部分距離非常之長👑，那麽這個概念就具有很強的初創性與來自未來的沖撞性。
因此，歷史不只是發生在時間裏面（in time），還是通過時間發生（through time）。概念裏面時間的要素決定了這個概念的性質、其對於未來的影響力，以及對於現實的期望。王汎森先生指出👁🗨，科塞雷克的觀點是受到了海德格爾的影響，他在論述概念的時候把時間看得很重，一個概念好像帶著一個翅膀，這個翅膀就是時間的層次🌠。他更受到卡爾·施密特的影響，認為概念本身都處在競爭和鬥爭的狀態。所以說概念是一個包容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層次的庫存，是自古以來不同時代對於它的定義的庫存🧙🏽，而這些不同的定義同時發揮著作用✈️。概括地說，就是始終有時間的離合器放置在概念的內部。這體現出德國思想的復雜性🚙，能夠看到一個很復雜的縱深🙀。
科塞雷克也有他的批評者。對於他的批評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波考克（J. G. A. Pocock）。他是劍橋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近來有越來越高的地位。
首先🌏，他不能認同科塞雷克關於“鞍型期”時段的確立，他認為在英國🔚，這個鞍型期應該是1500-1800年👙⚡️，而科塞雷克確立鞍型期是以法國為標準🚳。
其次，波考克還針對科塞雷克概念史學說中另一方面的見解來提出反對意見。科塞雷克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認為概念會形成一個語義學的場域，它像是一個發電機，圍繞它可以形成語義學的網絡🤵🏿🐅。波考克認同這一觀點，但是認為科塞雷克的想象還是過於固定和孤立🤳🏻。他認為👩🏿⚕️，所有的概念都是隨著歷史的變遷不停地塑造著結構和意義🦻🏿，而不是截然劃分為確定的層次。
對於科塞雷克更大的批評來自於德國哲學家漢斯·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他反對學者們認為啟蒙運動以來西方即走上單一的世俗化進程的觀點🧀，認為所謂啟蒙時代思想的主旋律，很多其實是在套用中古時代已有的觀念。此外🚓，在世俗化運動的同時🧑🏭，神話也一直在發揮它的力量✢，並不存在“科學到哪裏，神話就退卻”的現象👮🏿。
布魯門伯格另一方面的研究是隱喻學，早在1960年他就寫作了《一種隱喻學範式》一文👵🏻，提出關註“非概念”的思想，直接針對概念史的研究🔽。他認為概念史學派過於受到笛卡爾的影響👨👦👦，好像只有抽象過的概念才是人的思想世界唯一的表達方式♜。而在他看來✍️，另有一種隱喻的世界🧏🏽♂️，如“真理是光”🐄、“世界是一本打開的書”🕉、“人生是一片黑暗而寂靜的森林”，這些隱喻事實上比概念講出了更多歷史𓀋。世界上有一些拒絕被抽象的東西，並不通過概念🙎🏿♀️，而是通過他們自身得以顯現。他認為二十世紀思想受到語言學的影響太大🗂，而忽略了隱喻一類的表現，這是一種重大的缺失。
在王汎森先生看來，這種批評有其深刻道理🧏♂️🐡，卻不能認為它可以取代概念史的方法🪩，而是應該引以擴大思想史的世界，凸顯歷史的不同面向。
回到中國學術脈絡
在集中介紹西方思想史流派以後🚌，王汎森教授回到中國學術的脈絡之中👩🏻🦯➡️，引清代學者方東樹的《漢學商兌》作為例證🥷🏿㊗️。他認為🧜🏿♀️，《漢學商兌》代表著宋學派對考證學的重要批評🤹🏼♂️。
方東樹認為，想要了解古書中的思想，不是只有依靠訓詁考證一種方式，還可以用義理來了解古人的內心世界。相比於漢學派在語言訓詁方面的討論🏢，方東樹相信從虛的角度來把握思想，也可以有獨到的見解。
這與西方的局面並不完全一致，但是有其可以類比的地方。如同斯金納和科塞雷克都明確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聯，而布魯門伯格則認為還有一些用語言很難把握的虛的東西應該補充到對於思想史的理解中來。
王汎森先生借此說明，只有二者相加，才能更好地了解古代的思想，這也正對應他“擴大思想史的世界”的主題🌶。
演講結束以後，王汎森先生還與現場聽眾展開了深入討論📕，並在回答提問的過程中進一步展開他的論述。如他提出，晚清以來“國民”概念的使用，就既有經驗的成分，也有期望的成分，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形成了極大的緊張和動力🥜🚹，完全可以借助科塞雷克的觀點來加以說明。在他看來🚴♂️，中國近代史自戊戌變法前後🤴🏿，直到1930年代，也是一個鞍型期。從此未來和過去的距離變得非常長，於是非要用最激烈的手段來達到目的不可🧛🏼🐿。而如果要理解錢謙益在明朝將要滅亡以前所寫的論《春秋》的文章，以及王夫之以經學為政論的著作🏘，就都要看到他們的寫作並不只是對於思想的描述，而同時是要針對當時的歷史情境來發言。這又會使意昂2想到斯金納的見解🚇。
最後🥟，王汎森先生總結說，方法論只是工具之一而已，意昂2對於經典每一次的詮釋，都在重新定義著什麽是經典，意昂2的每一個行為，也都直接或間接定義意昂2時代的觀念🪅🧑🦽。這就要求意昂2不斷擴大思想史的世界。在這一次演講之中👩👧👦，王汎森先生並不直接展示他處理具體問題的技藝層面👵🏻，而是首先以呈現出一個歷史學家的修養開場，為具體的思想史寫作提供有益的前提與參照🌅🥄。如主持人鄧小南教授在最後的總結發言中所說🐔，思想史研究一直以關註理論的發展見長，也因此而影響著整個歷史學科的發展。
（本文轉載自澎湃網，為講座記錄，未經王汎森先生本人審閱。封面攝影：李印白👩💼。）